发令枪响！看海外钢企如何竞逐“低碳马拉松”

　　在全球钢铁行业的低碳转型叙事中，“路线图”曾长期占据核心位置。无论是2030年的阶段性减排目标，还是2050年的碳中和愿景，主要钢铁企业几乎都已给出明确表态，技术路径图景也日趋完整。但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进入实施阶段、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中工业免费配额的退出时间表逐步清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海外钢企的这些低碳项目路线图，究竟有多少正在转化为可执行、可落地的工程项目？

　　在碳成本逐步显性化、制度时间表不断收紧的背景下，低碳转型不再只是方向选择的问题，而越来越取决于企业能否在有限时间窗口内完成关键的技术和资产调整。相比是否提出了激进目标，更具决定意义的，是低碳项目是否已经立项或开工，是否进入不可逆的工程推进阶段，能否在制度全面收紧之前形成具有规模意义的替代能力。基于这一判断，本文聚焦海外主要产钢区域已披露项目的工程阶段与现实约束，重点考察其是否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是否具备明确时间表，以及在能源、融资和政策条件变化下所面临的调整与延后情况。分析中，本文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视为一套相互衔接的制度时间表：前者通过碳价与免费配额退出约束欧洲国家钢企，后者则将这一约束外溢至全球贸易体系。可以清楚地看见，在这一统一节奏下，不同地区、不同工艺路径之间的工程落地时间差，正被持续放大。

　　从制度设计看，欧盟无疑是全球钢铁行业低碳转型约束最为严格的地区。一方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碳价长期处于高位运行，工业免费配额的退出路径已经明确；另一方面，其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配套工具启动，进一步强化了高排放将承担真实成本的长期预期。在这一框架下，欧洲钢铁行业一度被视为最有可能率先完成低碳转型、并建立先发优势的区域。

　　然而，从近两年的项目推进情况看，制度强度并未转化为工程落地的加速度。相反，该地区多家头部钢企的关键低碳项目正呈现出一种清晰但克制的趋势：转型方向未变，但工程节奏明显趋于谨慎，部分项目被拆分、延期或重新排序。这并非企业低碳承诺的动摇，而是工程层面现实约束集中显现的结果。

　　以安赛乐米塔尔（以下简称安米）为例，其曾在德国、法国等地规划多项氢基直接还原铁项目，被视为欧洲地区氢冶金转型的重要支点。然而，在2024年—2025年，其相关项目陆续被取消或调整。安米明确表示，在当前能源价格、政策支持强度与市场条件下，氢基直接还原铁难以形成可行的商业逻辑。尽管安米已在多个国家获得可观的公共补贴承诺，但整体规模仍不足以覆盖高额的资本与运营成本，最终未能推动项目进入最终的投资决策阶段。在此背景下，安米将重心转向电炉扩建与渐进式减排，将氢冶金降级为长期选项，仅保留工程与技术准备。

　　相较之下，德国钢企蒂森克虏伯推进的“tkH2Steel”项目，体现出一种更具“路径锁定”意味的工程策略。该项目在获得欧委会与德国联邦及州政府批准的国家援助后，已启动首套直接还原装置的氢气供应招标，标志着该项目进入工程与供应链准备阶段。但在实施节奏上，“tkH2Steel”项目并未采取一次性切换方案，而是明确采用天然气向氢气逐步过渡的路径。其中，其氢气使用计划最早于2028年启动，100%氢气运行目标则设定在2029年以后。这一安排反映出该公司在锁定长期替代方向的同时，刻意避免在能源与市场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提前承担高风险、不可逆的资本投入。

　　萨尔茨吉特的“SALCOS”项目，则更集中地体现了“先示范、后放大”的风险管理逻辑。该项目首期工程仍按计划推进，计划于2027年投产，并已启动电解槽建设和绿氢采购安排。但在拓展阶段，萨尔茨吉特已将原定于2026年做出的后续投资决策推迟至2028年—2029年，其给出的理由直指市场环境恶化、能源成本高企以及当地政府政策支持不足。在当前条件下，企业选择暂缓规模化放大，以控制资本暴露和成本风险，其结果是，真正具有系统性替代意义的产能转换被推迟至2030年后。

　　从更广的视角看，这种工程节奏的趋于谨慎的态势并不只体现在既有钢企的转型项目中。即便是不承担高炉退出压力的绿地氢冶金项目，也开始显现出类似特征。以瑞典的Stegra（原H2GS）为例，该项目虽在技术路径上具备高度完整性，但在推进过程中同样经历了项目节奏调整和融资压力上升，原本依赖的公共资金和政策支持条件趋于审慎，部分建设安排被重新评估。在资本成本上行和财政托底能力下降的背景下，其实施逻辑亦从“快速放大”转向更强调分阶段推进与财务的可持续性。

　　从这一意义上看，欧盟钢企的项目样本揭示的并非“转型意愿不足”，而是一种在制度压力与工程现实之间不断权衡的结果。该地区政策确实在持续压缩时间窗口，但尚不足以单独克服能源成本、融资环境和工程周期所构成的结构性约束。可以预见，制度约束最强的地区，反而最能清楚地看到低碳工程落地的难点所在。

　　与欧洲钢企更多受制于能源价格和财政约束不同，日本和韩国钢铁企业所面临的低碳转型挑战更具结构性特征。在既有高炉体系高度成熟、产品结构以高端板材为主的前提下，其低碳转型在技术路径上并不缺乏选项，但在工程落地的性质与节奏上，仍与国际制度所设定的时间表形成错配。

　　从路线图层面看，日韩钢企的低碳规划并不保守。无论是日本制铁还是浦项制铁，均已构建起涵盖高炉体系减排、电炉扩展以及氢基炼铁的多路径组合，其技术完整性在全球主要钢铁集团中处于领先位置。但若将观察重点从“路径是否存在”转向“哪些路径已经进入不可逆的工程阶段”，差异便开始显现。

　　以日本制铁为例，其低碳转型呈现出明显的分层推进特征。在短中期内，其已在当地政府政策支持下显著加快电炉化投资节奏。2025年以来，日本制铁宣布在八幡、广畑、周南等地新建或改造多座电炉，并明确投产时间表，相关项目已进入实质性工程实施阶段。这标志着日本制铁的低碳转型，已从单纯的技术储备，转向以电炉为核心的过渡性工程落地。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轮电炉投资更多承担的是阶段性减排与产线结构优化功能，而非对既有高炉体系的系统性替代。与之并行的是，日本制铁仍持续推进以氢为核心的高炉减排与替代技术，其“COURSE50”项目已在试验和实际运行高炉中验证了约30%的减排潜力，并在此基础上布局减排幅度更大的“Super COURSE50”路线。然而，无论是深化高炉减排，还是氢基直接还原铁与电炉一体化工艺，目前其选择的路径仍主要停留在研发与示范阶段，其具备规模意义的工程化落地时间，普遍指向30年代中后期。

　　浦项制铁的转型逻辑在结构上高度相似，但更强调过渡性技术的系统组合。在短期内，浦项制铁通过提高废钢利用率、发展低铁水比转炉操作、引入大型电炉，并同步部署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持续压低既有高炉体系的排放强度。这些措施已在部分基地得到实质性推进，为应对客户减排要求和制度压力起到了阶段性缓冲作用。在更具决定意义的替代路径上，浦项制铁将HyREX（氢还原炼铁）工艺作为长期核心方向，计划在2030年前后完成示范并逐步推动商业化。与传统竖炉直接还原铁路线不同，HyREX工艺基于流化床工艺，可直接使用铁矿粉而非高品位球团矿，在原料适应性和潜在成本结构上具备优势。但同样需要看到的是，该路径距离大规模工程应用差别较大，仍高度依赖低成本氢气与电力体系的成熟，其不可逆的资本性投入尚未真正启动。

　　综合来看，日韩钢企的共同特征并非“缺乏行动”，而是工程落地呈现出明显分层：过渡性减排路径已进入集中建设阶段，而决定长期排放结构的替代性路径仍停留在示范或前期准备阶段。这种节奏在技术和经营逻辑上具有合理性，却不能与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碳排放交易体系所设定的制度时间表适配。随着2030年前后欧盟工业免费配额加速退出，排放差异将更直接地转化为成本差异，而届时日韩钢企的深度减碳替代路径，很可能仍处于工程规模应用的早期阶段。这一“时间错配”问题，又受到其自身结构条件的提升：本国市场容量有限、电力与氢能资源约束显著，加之全球制造业竞争加剧、盈利空间承压，企业在工程节奏上更倾向于稳步推进而非提前切换。

　　因此，日韩钢企面临的核心挑战，并非方向选择错误或技术能力不足，而在于在制度全面收紧之前，其是否能够凭借既有转型节奏完成关键跨越。国际政策变化正在放大，并不是“谁已经开始转型”，而是“谁能在时间窗口内完成结构性切换”。在这一意义上，时间本身，正在成为决定日韩钢企低碳竞争力高低的重要约束条件。

　　与欧盟和日韩的钢企主要面对“既有高炉资产如何降碳”的问题不同，印度钢铁行业正处在一个更具前瞻性、也更具风险意义的阶段。随着新增产能持续推进，当前的工艺选择和工程决策，正在提前锁定未来10年以上的排放结构与制度适配能力。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碳排放交易体系构建的统一时间表下，印度钢企并非制度讨论中的边缘变量，而是正在通过当下的扩张路径，为未来的碳成本敞口定价。

　　从欧盟钢铁进口结构看，印度已成为碳边境调节机制框架下不可忽视的参与者。近年来，印度钢材，尤其是板材产品，对欧出口呈增长趋势，逐步嵌入欧盟制造业供应链。这意味着，印度钢企所面临的，并非抽象的远期约束，而是与其出口竞争力直接相关的制度外溢压力。

　　与多数已进入存量改造阶段的钢铁经济体不同，印度钢铁行业的一个关键特征在于，主要扩张决策仍在发生。印度塔塔钢铁与印度京德勒西南钢铁公司均在推进明确的产能扩张规划，使印度成为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背景下一个典型的“选择窗口期”样本——当前阶段的工程落地决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些企业未来20年的排放结构与成本曲线。

　　从企业实践看，印度塔塔钢铁的低碳布局呈现出高度区域分化的特征。在欧洲地区的业务中，其已进入明确的工程替代阶段：英国塔尔伯特港高炉关停并转向废钢电炉，荷兰艾默伊登则推进氢直接还原铁—电弧炉路径，并获得大规模公共资金支持，相关项目在时间表和工程安排上均具备较高确定性。但在印度本土，情况明显不同。现有规划显示，印度塔塔钢铁在本土的新增产能几乎完全依赖高炉—转炉体系，仅配置规模有限的短流程冶炼项目，尚未形成具有替代意义的直接还原及电炉工程布局。由此形成的局面在于其低碳能力主要积累在欧洲，而排放锁定风险却集中在印度新增资产之上。

　　印度京德勒西南钢铁公司在技术探索层面则表现出更强的前瞻性。其已在部分基地开展与氢气相关的试验，并规划建设具备可转为用氢潜力的直接还原铁—电弧炉项目，使其在设计碳强度上处于印度钢企的相对前列。然而，从整体扩张结构看，高炉体系仍然占据其主导地位。即便考虑该公司已公布的低碳项目，新增产能中高炉—转炉路线仍占绝对比重，低碳工艺更多扮演补充性角色，而非对长流程形成实质性替代。

　　这意味着，印度头部钢企在低碳转型上并非缺乏方向，而是受到现实条件的显著约束。天然气与氢气供应、电力基础设施稳定性、融资成本以及本土市场对低碳钢溢价的接受程度，均制约了低碳工艺的工程化落地节奏。在这一背景下，该国钢铁企业往往选择在路线图层面保持灵活，而在工程落地层面采取相对审慎的推进策略。

　　与欧盟和日韩相比，印度钢企仍然拥有一个独特优势：时间尚未被既有资产完全锁定。只要新增产能的工艺选择能够逐步向更低碳路径倾斜，其制度适配能力仍有可能在未来数年内显著改善；反之，如果当前阶段大量新增高炉资产完成落地，则可能在2030年后迅速转化为国际政策变化约束下的结构性成本压力。

　　因此，印度样本所揭示的，并非“是否转型”的问题，而是“在何时、以何种工程方式锁定未来”的抉择。对印度塔塔钢铁与印度京德勒西南钢铁公司而言，当下的工程落地决策，正在把低碳转型从一个远期议题，转化为关乎出口竞争力与资产安全的现实变量。

　　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与碳排放交易体系所构建的制度框架下，中东钢铁企业逐渐显现出一种与传统钢铁大国产业路径显著不同的适配特征。这种适配并非源于更激进的减排目标，而更多来自于其长期形成的直接还原铁—电弧炉生产结构，使其在制度倒计时启动之初，便处于相对较低的排放起点。

　　以阿联酋酋长国钢铁公司为代表，中东地区头部钢企普遍以天然气基直接还原铁与电弧炉为核心工艺路径。即便在尚未全面实现“绿氢+绿电”的情况下，该生产体系的隐含排放水平也已显著低于高炉—转炉体系。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以产品隐含排放为核心进行比较的机制下，这意味着阿联酋酋长国钢铁公司等企业在进入制度约束阶段时，所面临的碳成本暴露度相对有限。

　　更重要的是，阿联酋酋长国钢铁公司的低碳转型路径体现出鲜明的工程现实主义特征。其并未采取一次性“全氢切换”的激进方案，而是在既有直接还原铁体系上逐步提升氢气掺比，并同步推进可再生能源与氢气供应条件的匹配。这种“在低碳基数上逐步升级”的工程策略，使企业能够在制度信号逐步清晰的过程中，灵活调整投资节奏，而无需提前承担高风险、不可逆的资本投入。

　　在能源条件上，中东地区为这一策略提供了现实支撑。天然气资源为直接还原铁提供了相对低碳的过渡路径，而阿联酋等持续推进的大规模可再生能源与氢能布局，则为未来向氢基直接还原铁过渡预留了接口。这使得阿联酋酋长国钢铁公司的低碳转型，更像是一条与能源体系演进同步推进的工程路径，而非依赖短期补贴驱动的示范工程。

　　当然，这一路径并非没有约束。废钢资源、直接还原级铁矿石供应以及未来绿氢成本，仍将对中东地区国家的钢铁行业的扩张形成长期制约。但与高炉体系相比，这些约束更多体现为资源与市场问题，而非工程周期与制度时间表之间的根本性冲突。正因如此，以阿联酋酋长国钢铁公司为代表的中东钢企，在一系列国际政策所设定的时间框架下，展现出一种结构性“顺周期”的适配能力。

　　与中东地区国家不同，美国钢铁行业并不存在单一、统一的工程路径，其在低碳语境下呈现出显著的结构分化。一方面，以纽柯钢铁公司（Nucor）、钢动态公司为代表的该国电炉钢企，长期依赖废钢—电炉体系，排放强度相对较低，工程调整周期短，在制度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的阶段，具备较强的顺周期特征。但另一方面，美国仍保留着一批以高炉—转炉为核心、深度服务汽车板材和高强钢市场的长流程资产，其工程决策逻辑更接近欧盟与日韩钢企。近期的项目动向，正清晰地勾勒出这一板块的现实选择。

　　2025年6月份，美国钢铁龙头克利夫兰—克里夫斯（Cleveland—Cliffs）正式宣布，取消其在俄亥俄州米德尔敦基地规划的氢基炼钢项目。该项目原计划投资约13亿美元，并获得美国能源部5亿美元补贴支持，一度被视为美国氢冶金转型的重要示范。然而，该项目最终因氢气供应不足、政策支持预期减弱以及商业回报不明朗而被搁置。这一决定表明，即便在拥有财政补贴背书的情况下，氢冶金项目在当前美国能源与市场条件下，仍难以顺利跨越工程与商业可行性的门槛。

　　类似的现实考量，也体现在美国钢铁公司的资本配置选择中。尽管其通过大河钢厂等电炉项目强化了低碳布局，但近期仍批准对美国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工厂的14号高炉实施约3.5亿美元的“大修”，并同步推进热轧产线升级，以维持该基地的长期炼铁能力。这一系列投资发生在日本制铁完成对美国钢铁公司的收购、并承诺于2028年前投入约110亿美元之后，反映出即便在美国市场，高炉资产仍被视为中长期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钢铁行业的“顺周期”优势并非普遍存在，而是高度依赖于具体资产结构。其电炉体系在工程节奏与制度时间表之间保持了较高的适配性，而长流程资产则在氢冶金推进受阻的情况下，选择通过高炉延寿与产线升级来稳固现有竞争力。

　　综合来看，低碳项目工程节奏正成为钢铁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变量。回顾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从制度设计到进入实施阶段，其真正改变的，并非钢铁行业可选择的技术路径本身，而是不同工艺路线在时间维度上的比较方式。多重国际政策约束框架下，碳不再只是远期转型目标，而被提前转化为影响成本预期、投资决策与贸易结构的现实变量。制度并未规定哪一种技术才是唯一正确答案，却通过明确的时间表，将工程落地的风险前置给企业自行消化。

　　从不同地区钢企的实践看，这种时间维度上的筛选已开始显现分化。欧盟钢企并非缺乏转型意愿，却在能源成本、融资环境与工程周期的多重约束下放缓节奏；日韩钢企技术路径完整，但决定长期排放结构的替代性工程尚未进入不可逆阶段；印度钢企仍处在扩张窗口期，其当下的工艺选择正在被制度持续放大；而中东与美国部分钢企，则因既有工程路径与制度节奏更为契合，在过渡阶段展现出相对从容的适配能力。

　　在国际低碳相关制度压力逐步显性化的过程中，那些低碳项目工程调整周期更长、路径切换成本更高的体系，将率先感受到时间窗口被压缩的约束；而在低碳项目工程层面具备更高灵活性、或已处于较低排放起点的路径，则更容易保留回旋空间。